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态振兴”列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要求通过绿色生产方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然而，我国农药使用长期呈现“高用量、低效率”特征。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8.5万吨，但有效利用率不足40%，药残留超标，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和销毁事件大幅上升。农药喷洒是阻断或抑制病虫草害发展的主要手段。近年来，随着农药的广泛使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农药中毒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农民急性中毒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残留在农作物上的农药如果使用不当或者不加控制, 就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在此背景下，农药安全教育政策成为衔接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的重要纽带。

1农药安全教育政策的内涵

农药安全教育政策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知识传播、技能培训与制度约束，实现农民从“经验施药”向“科学用药”转变的干预体系，其核心目标在于规范农药应用行为、降低健康与环境风险，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教育体系以科学用药原则为基础，要求使用者精准掌握农药理化特性、作用机制及病虫害发生规律，进而制定动态施药策略，包括依据靶标生物抗性水平选择适配药剂、按照推荐剂量控制施药强度、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标准，从而在保障防治效果的同时规避药害与农产品残留超标问题。在操作层面，安全教育强调施药人员防护装备标准化穿戴、施药器械定期校准与维护，以及作业后个人清洁与废弃物回收流程，旨在阻断农药经皮肤接触、呼吸道吸入等暴露途径对健康的潜在威胁。

农药安全教育亦具有明确的法治属性，需强化《农药管理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规的普及，重点提升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资质识别能力、产品标签合规性审核技能，引导使用者规避非法添加隐性成分或假冒伪劣产品，从源头保障农药质量可控。从生态视角，教育内容需融入非靶标生物保护理念，提倡优先选用生物农药或缓释型低毒药剂，减少对传粉昆虫、天敌种群及水生生态系统的附带损害，并推广光催化降解、微生物分解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残留消减技术，降低化学农药在环境介质中的持久性残留风险。总体而言，农药安全教育通过多维知识整合与技术赋能，不仅优化了农药使用效能与安全性，更在农业生产者行为规范、生态系统保护与农产品质量保障之间形成协同机制，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必要支撑。

2农药安全教育的实施困境

2.1生产者安全意识薄弱与技术认知不足

分散的小农生产模式导致安全用药知识普及难度大，农户普遍缺乏对农药毒理特性、科学配比及安全间隔期的系统性认知。据调查显示：90%的农户选购农药时优先考虑防治效果，而不考虑农药毒性，90%农户施药时不采取防护措施，80%农户随意丢弃农药包装物。更严重的是，部分农户为追求短期效益，擅自增加用药剂量或频次，甚至违规使用高毒农药，加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压力。这种“经验主义”用药倾向与现代农业技术要求形成显著脱节，成为安全教育落地的首要障碍。

2.2 施药技术装备滞后与标准化体系缺失

当前我国农业施药仍以手动背负式喷雾器为主（占比超80%），其雾化效果差、药液流失率高的问题长期存在，导致农药实际利用率不足40%，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尽管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器等高效器械逐步推广，但高昂的购置成本（如无人机单台价格约5万元）与操作技能门槛限制了普及范围，尤其对小规模种植户形成技术排斥。同时，施药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器械校准、作业参数优化等关键环节缺乏量化指导，进一步削弱了技术减害潜力。

2.3政策执行碎片化与监管覆盖不足

虽然《农药管理条例》等法规明确了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责任，但基层执法力量薄弱与检测能力不足导致监管盲区。例如，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在县域层面常流于形式，部分经营者为牟利违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推荐超范围农药，而农户因缺乏标签识别能力成为主要受害群体。

2.4 生态教育与长效激励机制薄弱

现有安全教育偏重操作规范，对生态保护责任的传导明显不足。例如，仅12%的培训课程涉及非靶标生物保护内容，农户普遍缺乏对传粉昆虫、天敌种群的保护意识，导致生物多样性持续退化。此外，政策激励多集中于惩罚性措施，对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主体缺乏持续性补贴，难以形成“减药增效”的内生动力。

3农药安全教育的优化路径

3.1强化法规约束与标准体系建设

完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建立农药全生命周期追溯制度，明确生产、经营、使用主体的法律责任。重点推进高风险农药定点经营与低毒生物农药补贴政策，将农药登记审批与生态风险评估深度绑定，严格限制高残留农药的适用范围。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全国统一的农药电子追溯平台，实现“一瓶一码”。

3.2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体系

针对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差异化需求，开发模块化培训课程：对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规模化主体，侧重精准施药技术（如植保无人机操作、变量喷雾参数优化）与绿色防控方案设计；对小农户则通过田间学校、短视频科普等通俗化方式，强化安全间隔期认知、防护装备使用及农药废弃物回收规范。推广“理论教学+实操演练+跟踪指导”的三段式培训模式，如浙江省依托“浙农优品”平台开发的AI病虫害诊断系统，可实时推送定制化施药建议，使农户违规用药率下降58%。

3.3推广绿色防控与精准施药技术

优先发展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天敌昆虫规模化繁育（如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微生物菌剂（如苏云金杆菌替代化学杀虫剂）降低化学农药依赖度。同时，推广静电喷雾、防飘移喷头等高效器械，结合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田间病虫害发生动态，实现按需施药，减少农药过量使用。农药的剂型不同，使用方法要求也不同，如粉剂只能喷粉使用，不能用于喷雾；烟雾剂要在密闭条件下使用才会发挥效果。要按农药厂家或地方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规定的单位面积用药量、浓度使用农药。

3.4完善监管闭环与激励机制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和回收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如湖北省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纳入乡村振兴工作考核指标；对采用绿色技术的经营主体实施差异化补贴，如对生物农药使用者给予30%购药补贴，对通过绿色认证的农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形成市场倒逼机制。

3.5落实农户农药安全使用培训

农户应具有一定的植保知识和施药技能，还要具备中毒急救知识。做好自身防护，带手套和口罩，身体不要有裸露的地方。在施药过程中不得吸烟、进食、喝水，不能长时间连续施药，如有头晕、恶心等症状时应停止施药，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并脱去防护服，如果症状严重应该及时就医。

总结与展望

农药安全教育作为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通过法规约束、技术推广与行为引导的协同机制，初步构建了覆盖生产、经营、使用的风险防控体系。《农药管理条例》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农药利用效率与农产品合格率，然而，小农户认知局限、技术应用断层及监管资源分散等问题，仍制约政策效能发挥，表现为化学农药减量化进程缓慢、区域性面源污染治理难度大等现实挑战。

未来需聚强化技术适配性，加快植保无人机、纳米农药等精准化工具的普及，深化制度创新，完善“绿色认证—生态补偿”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快农药教育政策的精准落实，推动农业安全、绿色生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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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靖舸，昆明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潘宇梁，大邱加图立大学，硕士研究生，山东日照，医疗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