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尤其是二战以后，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早已不是“零和博弈”、“一方对抗另一方”，而是在人类价值体系中寻找理论共点。从国内形式上看，中国目前正经历深刻变革，环境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从国际形式上看，逆全球化思潮持续盛行。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就要不断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中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要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公正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为世界发展，为人类前途命运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共同价值这一理念为基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社会向前的必然路径。

1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现实基础与挑战

二战后，国际贸易和文化的来往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加速发展。各国人民逐渐意识到只有和平相处，尊重各国的发展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摒弃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是基于相通的利益，实现的关键在于国家间认同。纵观人类社会，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宣扬“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的运行规则早已不在适应现代社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已成为新的价值体系，引领着各国不断展开协商对话。自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提出，中国不断在对外关系上贯彻这一理念，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同和践行，中国的国际认同感、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理念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1.1“普世价值”的冲突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扩张资本利益诉求，通过跨国资本输出与制度推广，构建了以西方规则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这种由资本主导的市场化体系既形成结构性依赖，也衍生出发展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为巩固这种霸权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断宣扬“普世价值”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它们的价值观念，其真实意图是通过价值观的渗透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和话语权。二战后，西方国家更是不断宣扬“普世价值”，将其作为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甚至包装成为永恒价值。从本质上看“普世价值”表达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维护的是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霸权地位。追求利益的片面性与单向性必然会导致“普世价值”的非广泛性、扩张性以及单一性。世界各国在文化交流交往中被“普世价值”观念影响，导致行为、思想、认知都受到“西化”。反之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站在人类发展的前途上，满足多元化的发展，追求共同利益的发展，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西方“普世价值”所追求的是私利，谋求的是霸权，企图将各国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都基于资本的发展利益之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诋毁中国无人权、无自由、无民主，力图推翻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维护自身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1.2国际传播力度不足

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是语言符号，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进行国际传播，本质上需通过多维度的语言转译实现语义完整性与文化适配性。这一跨语境传播不仅涉及概念范畴的精准诠释，更需克服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阐释鸿沟，倘若语言不精准、语境产生偏差则难以向世界传达共同价值的真正内涵。其次国际传播形式单一，共同价值对外发展需借助多维度方式。但分析当前的传播现状可知,我国对外传播依然秉持“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二维模式,尚未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深度转型。现阶段我国对于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主要局限于外交人员发言、官方媒体、报刊等，传播内容极具政治性、官方性，尚未贴近大众生活。一种价值观本国人民尚未理解其真实涵义，对于国际传播来说更会造成误解，造成意识形态输出的误判。再次缺乏专业的战略部署。自西方“普世价值”提出后，其决策者和拥护者一以贯之，“普世价值”更是他们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建构全球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以“抽象个体”为理论原点构建一套话语系统，将自由、平等等概念剥离具体历史语境，抽象为超越阶级、民族和文化的永恒价值准则，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嵌入非西方社会的认知框架，拥护者深信不疑。而中国对于共同价值的传播缺乏高效的体系、专业的人才，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要获得国际认同就要制定健全的制度体系，做好敏锐的战略部署，通过传播平台不断宣扬共同价值，通过实践平台不断践行共同价值的理念。

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缺失构成了制约全球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当前国际舆论生态中，部分西方国家构建冲突框架，刻意制造“中国威胁论”负面认知标签，遮蔽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贡献，更消解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效能。

1.3全球治理体系阻碍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发展不平衡、环境遭遇危机等多重挑战下，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国际形势变化多样，世界各国人民彼此之间的信任遭遇严峻挑战。国际间的共识危机影响共同价值的传播，各国人民朝不保夕，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际上的信任度遭受冲击。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严重阻碍当前的发展格局，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早已不再适用。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人类共同难题非但没有凝聚国际共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反而狂热追逐利益，侵略他国领土，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断盛行。以构造封闭、自我的小圈子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同时非理性社会思潮愈演愈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已成为国际普遍共识。然而新自由主义、网络民粹主义不断宣扬其价值观，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个人的自由，调节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等理念阻碍共同价值的传播与认同。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上，形成了受众群体对于其具体内容、提出目的等的认知偏差，表现为极端化的主观情绪与态度。因此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在于获得国际共识与认同，增强各国应对国际挑战的协调性。在新的价值体系下发挥协调各国矛盾的作用，携手世界各国人民一同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2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路径选择

倡导和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世界历史演进的关键节点，以战略远见和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对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价值命题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构建新型文明秩序的深刻把握。从现实发展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国际文明新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站在共同价值所面临的困境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2.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点阐述共同价值科学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立足点,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提出的普遍的价值理念，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在文明发展史上，中外文明始终相伴，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展示中国传统特色，激起了国外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

和平与发展是基础，和平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来始终所追求的，“仁”字贯穿始终，正如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一样。《尚书》中的“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是最早体现“仁”字的，指君主在仁政下宽德自己的子民。“仁政”是儒家一直追寻且坚定贯彻的治国之道，以实现“天下大同”。墨子精通兵法之道，但他从未主张以战争为出发点，而是提出“兼爱非攻”，“齐物论”是庄子贯穿余生的原则，万物平等。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政策就从不是扩张侵略，而是主张和平相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发展体现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公平与正义是追求，传统典籍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具有系统性建构。《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的论断，将制度公正性提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这种价值追求具象化为三个实践维度：其一，养老保障制度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普世关怀；其二，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突破等级限制，构建知识传播的平等机制；其三，“政者正也”的治理理念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通过道德示范实现社会公正。这种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在《礼记·王制》中发展为“平天下”的治理蓝图。民主与自由是坚持，民主自由首先体现在“和”，“和”既强调和谐相处、和平共生，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和而不同，是亿万中国人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三是“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四是“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一思想观念自提出再到不同先哲的研究将其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思想要素之一。这类价值转化与创新，既是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守正创新，更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探索。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古老理想与现代治理实践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则会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文明引领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2 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共同价值国际认同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深受资本逐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驱使，治

理模式与治理价值体系逐渐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各国所遵守的“游戏规则”是少数国家制定的，所实行的是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在经济打压与意识形态的不断扩张下，后发国家缺乏表达诉求的话语权，多元主体的价值需求得不到满足，价值困境依然得不到解决。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与治理赤字，新兴经济体亟需通过主体性参与推动体系重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新性地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范式，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框架，为破解治理困境提供了价值基点。在理念创新层面突破传统治理思维的二元对立，倡导“和合共生”的文明对话机制。在实践层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示范效应，推动国际发展范式从“中心—边缘”结构向多极化转型。在机制供给层面针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涵盖减贫、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其次，作为多边合作的核心，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承载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职能。然而，现行治理架构不断面临困境，治理效能未充分释放。其深层原因在于价值共识的缺失，要破解这一困境，需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联合国治理框架，通过价值共识推动制度革新。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构建新型治理范式。这种治理转型，不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当代诠释，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石。

最后调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中国始终主张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共同推进“国际关系合理化”。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掌握在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治理的不平等性导致发展中国家积极性低，各国的价值诉求尚未满足，国家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危机逐渐加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更加艰难开展，因此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让全球治理体系真正的反映后发国家的诉求，推动人类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参考文献

1. 薛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现实基础、挑战与路径[J].品位·经典,2023(24):7-10
2. 张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挑战与实践径路[J].决策与信息,2023(8):48-57
3. 谢菲菲.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挑战及优化路径[J].学术交流,2023(11):17-28
4. 陈顺伟,王妍.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重大意义、现实困境及实现策略[J].思想教育研究,2023(11):123-129.
5.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EB/OL]（2014-10-16）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094-25843852html.
6. 王艳.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化内在基因[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3):18-22
7.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作者简介：石晶晶（2000-），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学生，研究方向文化传播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