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心理护理干预研究
摘要
目的:探究围产期抑郁患者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法及其临床效果,为降低围产期抑郁发生率提供依据。方法:研究了2023年9月至2025年2月期间四川省内江市妇幼保健医院收治的围产期孕妇。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两组干预效果。结论:基于抑郁程度的分阶段心理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围产期抑郁症状,改善孕产妇心理健康。
引言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强调围产期女性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特别是预防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围产期抑郁是指女性妊娠期至产后1年内出现的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为核心症状,伴随注意力下降、自我价值感低等表现的心理障碍。围产期抑郁包括产前抑郁和产后抑郁,受生理、心理、社会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有数据显示,在分娩后的第一周,我国女性约50%-75%的女性会出现轻度抑郁症状, 部分地区的产后抑郁发病率高达10%-15%。研究还表明,产前抑郁的发病率略高于产后抑郁,这可能和妊娠期激素剧烈波动、身体变化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关。此外,农村地区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家庭财富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孕产妇心理健康意识更薄弱,发病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初产妇、高龄孕妇(≥35岁)及多胎妊娠女性的抑郁风险更高。
从生物学机制来说,除了遗传、营养、体质因素之外,妊娠期激素的异常分泌会直接影响5-羟色胺系统的功能,让孕产妇情绪变得敏感, 导致情绪调节异常。在心理因素方面,年龄、个性和童年创伤经历及自我价值感是重要诱导因素。社会环境方面,家庭支持不足(尤其是配偶的冷漠态度)、经济压力、职业中断、文化冲突(如性别偏好)显著增加抑郁风险。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关注围产期抑郁较不同病程的发病率及影响因素,而针对不同抑郁程度分阶段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希望在这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帮助围产期抑郁患者更好的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健康发展。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取2023年9月至2025年2月,在内江市妇幼保健院选取600例围产期孕妇。纳入标准为单胎妊娠、孕周≥28周、EPDS评分≥9分、有知情同意及问卷填写能力。排除严重躯体或精神疾病、药物滥用史、拒绝随访者。按产检号分两组,单号观察组272例 ,双号对照组268例,两组各项数据无显著差异,具可比性。
表1两组基线资料比较(x±s或%)
组别 | 例数 | 年龄(岁) | 孕周(周) | 初产妇比例(%) | EPDS基线评分 |
观察组 | 272 | 28.5±3.2 | 38.4±1.1 | 78.3% | 6.8±2.1 |
对照组 | 268 | 28.9±3.5 | 38.6±1.3 | 76.8% | 10.4±3.5 |
方法
本研究基于心理学社会支持理论和人际心理治疗框架,采用分阶段心理护理干预,针对不同抑郁程度制定差异化方案。干预前后用SDS和EPDS评估,评估前心理科医师对医护人员统一培训,问卷双人录入核对。SDS按标准分及中国常模划分抑郁程度,EPDS则以10分等为界。对照组常规护理,含保健宣传等及每两周电话访随,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按抑郁程度分阶段干预。
产前阶段
(1)轻度抑郁
团体心理辅导:每周1次,每次90分钟,6-8人小组。团体心理辅导结合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通过“分娩模拟体验”增强孕妇应对分娩的掌控感。活动设计中融入“角色扮演”模拟母婴互动,促进情感联结。
社交支持:鼓励孕妇与家人、朋友多交流,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担忧,获得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建立微信互助群,由康复期孕产妇担任“同伴导师”,每日分享育儿技巧与情绪管理经验。
健康教育:向孕妇及其家属普及孕期抑郁的相关知识,包括症状表现、影响因素、应对方法等,增强其对抑郁的认知和理解,减少因不了解而产生的焦虑。
(2)中度抑郁
个体化认知行为疗法(CBT):每周2次,每次60分钟。采用Beck认知三角模型,帮助孕妇识别和调整负面思维模式。通过认知重构,使其建立积极的认知方式。
行为激活疗法(BA):鼓励孕妇参与一些积极的活动,如孕妇瑜伽、孕期健身等,增加其生活中的积极体验,提高情绪状态。
(3)重度抑郁:
正念减压疗法(MBSR):每周3次,每次45分钟。结合Kabat-Zinn的八周正念课程,进行身体扫描、正念呼吸及冥想练习。研究表明,正念减压有效减轻压力和负面情绪。
危机干预:针对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孕妇,立即启动危机干预程序,确保其安全,并提供紧急心理支持。
产后阶段
(1)轻度抑郁
音乐疗法:产后继续为产妇提供音乐疗法,通过聆听舒缓的音乐,帮助其放松身心,缓解抑郁情绪。
健康教育:通过线上平台(微信群)向产妇及其家属普及产后抑郁的相关知识,提供持续心理支持,定期推送育儿知识及自我调节技巧,使其了解产后抑郁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增强其应对能力。
(2)中度抑郁
产后一周内启动家庭访视,评估母婴互动质量,指导母乳喂养及情绪管理。
(3)重度抑郁
联合社区心理服务,建立多学科干预团队(产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社工),提供危机干预及长期随访。
观察指标
EPDS评分:于孕28周、产后1周及6周评估;SDS评分:产后6周由心理科医师盲法评估;抑郁发生率;干预满意度(采用Likert5级量表)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EPDS评分在孕28周、产后1周及6周的组间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²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心理干预前两组患者 SDS和EPDS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基线数据均衡。干预后,观察组 SDS和EPDS分值均显著下降,抑郁症状减轻,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观察组心理干预护理后SDS和EPDS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抑郁发生率比较
表2两组产后6周抑郁发生率比较(n/%)
组别 | 轻度抑郁 | 中度抑郁 | 重度抑郁 | 总发生率 |
观察组 | 10(3.3) | 5(1.7) | 2(0.7) | 17(5.7) |
对照组 | 27(9.0) | 13(4.3) | 6(2.0) | 46(15.3) |
χ²值 | 8.271 | 4.532 | 3.912 | 14.296 |
P值 | <0.05 | <0.05 | <0.05 | <0.01 |
两组SDS及EPDS评分比较
表3两组产后6周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 SDS | EPDS | ||
干预前 | 干预后 | 干预前 | 干预后 | |
观察组 | 9.6±4.7 | 8.5±3.2 | 12.7±2.8 | 6.8±2.1 |
对照组 | 16.8±2.4 | 14.7±4.6 | 12.5±3.1 | 10.4±3.5 |
t值 | 30.17 | 26.38 | 24.47 | 25.10 |
P值 | >0.05 | <0.01 | >0.05 | <0.01 |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分阶段心理护理干预可显著降低围产期抑郁发生率。对于轻度抑郁患者,在产前阶段的团体心理辅导中的分娩模拟体验和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孕妇自信和缓解焦虑情绪,使得观察组的产后抑郁发生率约为对照组的1/3,有明显的下降。模拟体验让孕妇更了解分娩,健康教育增加了她们对抑郁的认知,这些都能减少抑郁的发生。对于中度和重度抑郁患者,产前阶段的CBT和正念疗法能有效缓解负性认知;产后多学科团队干预则针对重度抑郁患者提供系统化支持,使其有效缓解抑郁症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产后抑郁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Silva等研究结果一致。总的来说,通过心理干预的观察组各项数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围产期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有明显的减轻。
从研究结果来看,通过分阶段心理干预可将患者的产后抑郁发生率降至5.7%,这充分体现了分阶段干预策略的高效性。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结合自我效能理论、正念减压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等方法为抑郁患者制定更全面、更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对比过去较为单一的研究而言,本研究的结果更全面。从心理干预策略来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推广性,可帮助医护人员对不同程度的抑郁患者实现精准化护理,可显著提升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本研究创新点在于分阶段差异化干预策略,未来可探索AI技术辅助实时监测以优化干预效率,使得围产期患者抑郁患者心理干预的研究结果更全面、准确,提高围产期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综上,分阶段干预通过理论驱动和精准施策,为围产期抑郁管理提供了高效范式。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23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N].中国信息报,2025,1-27(001).
[2]陈晓丽.围产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现状及其影响因素[D].华中师范大学,2023,14-17.
[3]罗倩.围生期抑郁预防性健康教育方案构建[D].大理大学,2023.
[4]杨桂月.围产期产妇心理状况及护理进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4,27(22):85-87.
[5]张瑜,吕慧明,宁来祥.围产期心理护理干预对缓解产后抑郁的影响研究[J].纳税,2018,(14):249-251.
[6]黄玥,谭欣林,袁玉红,等.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影响因素[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24,51(04):417-423.
[7]赵传禹,崔宇杰,黄嘉欣,等.围产期抑郁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24,15(03):75-80.
[8]爨米荣,李艳红.产妇心理特征、分娩情况与家庭因素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9,32(11):181-183.
[9]刘晓宇,徐继红,孙琛,等.社会支持与围产期抑郁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2):318-320.
[10]王雪,李敏.围产期抑郁筛查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5):385-389.
[11]伊风蕊,蒋娟,胡华.心理干预对围产期抑郁症的疗效观察[J].中国妇幼保健,2016,31(8)108—110.
[12]: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13]邵舜莉,何红潮,李俊梅,等.孕期综合心理干预对围产期抑郁的影响[J].健康之路,2018(4):180-198.
[14]田梅,李梦赟,张宁芝,等.围产期孕产妇焦虑抑郁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观察[J].婚育与健康,2022,28(13):25-27.
[15]唐程丽,强文静,陶芳标.围产期抑郁筛查指南概要[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24,35(11):92-96.
[16]刘海霞.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对孕期焦虑抑郁及产后抑郁的作用分析[J].医药前沿,2020,10(17):154-155.
[17]王一然,胡越成,李曦铭,等.阿托伐他汀联合普罗布考对高血压患者对比剂急性肾损伤的影响[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0,18-19.(11)
[18]欧阳秋芳,赵红佳,郭鹊晖,等.交泰丸对慢性肾心综合征患者肾功能及糖基化终末产物影响的观察(附80例分析)[J].福建医药杂志,2011,33(01):122-124.
[19]廖熙茜.定期营养指导对围产期孕妇体重管理及妊娠结局的影响[J].医学信息,2023,36(24)
[20]陈泺璠.协同护理模式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心理状况的影响[J].当代护士(上旬刊),2018,25(06):69-72.
[21]莫朝霞,吴佳聪,万春花.团体心理辅导对孕妇应对方式及自我评价的影响[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6,27(04):448-450.
[22]段俊敏. 个性化护理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J]. 基层医学论坛,2015(6):45-47.
[23]:Silva N, Crespo C, Carona C, et al.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parent perspectives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J].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15,41(1):112-121.
[24]:Cuijpers P, Berking M, Andersson G,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for adult depression, alone an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reatments[J]. Can J Psychiatry, 2013,58(7):376-385.
[25]张瑜,吕慧明,宁来祥.围产期心理护理干预对缓解产后抑郁的影响研究[J].纳税,2018,(14):249.-266.
如何引用
参考
国家统计局.2023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N].中国信息报,2025,1-27(001).
陈晓丽.围产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现状及其影响因素[D].华中师范大学,2023,14-17.
罗倩.围生期抑郁预防性健康教育方案构建[D].大理大学,2023.
杨桂月.围产期产妇心理状况及护理进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4,27(22):85-87.
张瑜,吕慧明,宁来祥.围产期心理护理干预对缓解产后抑郁的影响研究[J].纳税,2018,(14):249-251.
黄玥,谭欣林,袁玉红,等.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影响因素[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24,51(04):417-423.
赵传禹,崔宇杰,黄嘉欣,等.围产期抑郁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24,15(03):75-80.
爨米荣,李艳红.产妇心理特征、分娩情况与家庭因素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9,32(11):181-183.
刘晓宇,徐继红,孙琛,等.社会支持与围产期抑郁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2):318-320.
王雪,李敏.围产期抑郁筛查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5):385-389.
伊风蕊,蒋娟,胡华.心理干预对围产期抑郁症的疗效观察[J].中国妇幼保健,2016,31(8)108—110.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邵舜莉,何红潮,李俊梅,等.孕期综合心理干预对围产期抑郁的影响[J].健康之路,2018(4):180-198.
田梅,李梦赟,张宁芝,等.围产期孕产妇焦虑抑郁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观察[J].婚育与健康,2022,28(13):25-27.
唐程丽,强文静,陶芳标.围产期抑郁筛查指南概要[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24,35(11):92-96.
刘海霞.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对孕期焦虑抑郁及产后抑郁的作用分析[J].医药前沿,2020,10(17):154-155.
王一然,胡越成,李曦铭,等.阿托伐他汀联合普罗布考对高血压患者对比剂急性肾损伤的影响[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0,18-19.(11)
欧阳秋芳,赵红佳,郭鹊晖,等.交泰丸对慢性肾心综合征患者肾功能及糖基化终末产物影响的观察(附80例分析)[J].福建医药杂志,2011,33(01):122-124.
廖熙茜.定期营养指导对围产期孕妇体重管理及妊娠结局的影响[J].医学信息,2023,36(24)
陈泺璠.协同护理模式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心理状况的影响[J].当代护士(上旬刊),2018,25(06):69-72.
莫朝霞,吴佳聪,万春花.团体心理辅导对孕妇应对方式及自我评价的影响[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6,27(04):448-450.
段俊敏. 个性化护理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J]. 基层医学论坛,2015(6):45-47.
:Silva N, Crespo C, Carona C, et al.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parent perspectives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J].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15,41(1):112-121.
:Cuijpers P, Berking M, Andersson G,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for adult depression, alone an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reatments[J]. Can J Psychiatry, 2013,58(7):376-385.
张瑜,吕慧明,宁来祥.围产期心理护理干预对缓解产后抑郁的影响研究[J].纳税,2018,(14):24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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