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律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立法体系不健全

1.1.1 法律保障效力层级偏低

当前我国对于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主要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但该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法律效力较弱，在与其他法律发生冲突时处于劣势，难以有效发挥法律约束力。尽管《种子法》的修订将品种权纳入了法律层面，但由于条文内容较为笼统，缺乏具体操作指引，导致实际执行效果有限。加之植物新品种权尚未完全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使其保护力度远低于专利权与商标权，不仅限制了种业发展，也与当前农业科技进步和种业振兴的需求不匹配。因此，有必要从立法高度提升新品种权的法律地位，推动其纳入更高效力的法律体系中。

1.1.2 法律体系内部衔接不畅

我国有关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规定分散于多个法律法规之中，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导致法律适用中存在衔接不良的问题。尤其是《条例》与《刑法》在惩治侵权行为方面的衔接不到位。例如，尽管《条例》中提及“假冒授权品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我国《刑法》中尚无专门规定，导致假冒品种难以按现有罪名追责。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这种法律空缺使得相应条款形同虚设，严重影响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亟需通过立法明确相关罪名，保障法律的实际效力。

1.1.3 新品种保护范围有限

我国目前的新品种保护范围仅限于保护名录中的部分品种，尚未实现全面覆盖。相比《UPOV公约》（1991文本）所主张的“全属种保护”理念，我国的范围仍然偏狭。由于目录外的品种若需申请保护需额外走繁琐流程，导致部分育种者可能转向国外注册，进而引发国内优良种质资源的流失。此外，现行《条例》对于品种权的权能限制较大，未能涵盖育种资料的出口、国际市场销售等权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应适当扩大保护范围，覆盖从育种材料到收获产品的各环节，提升育种者的权利保障与国际竞争力^[1]。

1.1.4 专利法适用受限

一方面，我国《专利法》尚未对农业植物新品种进行专门保护，传统专利制度中由于植物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难以满足技术重复性要求，因此普遍不授予品种专利。尽管如此，国际上已有部分国家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专利保护，我国应顺应趋势，适时调整相关法律条文。另一方面，我国在农业新品种保护上缺乏“先用权”制度，导致若研发方未及时申请保护，其成果可能被他人抢注，从而无法享有权利。这种法律漏洞对创新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应尽快完善制度以保障育种者的合法权益^[2]。

1.2 农业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存在法律保护瑕疵

农业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通常涉及复杂的生物技术内容，这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然而，目前不少地方执法队伍在农业科技和法律知识方面均存在不足，影响了案件查处的效率与精准性。此外，种子企业的产业布局往往呈现跨地区特征，导致侵权纠纷具有明显的区域穿透性，然而我国当前行政执法仍以属地管理为主，缺乏跨区域协调机制，难以对异地侵权行为进行快速、有效的打击。这种执法上的局限性，不仅削弱了新品种权的实际保护效果，也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3]。

1.3 相关主体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薄弱

目前，部分育种机构、企业乃至农民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认识程度依然较低，法律意识普遍薄弱。首先，一些育种单位对品种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维权意识，也不了解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身权益。其次，一些企业误将审定与品种权混淆，认为通过品种审定就能自动获得法律保护，忽视了专利或品种权申请的必要性，从而埋下法律风险隐患。再次，广大农民群体法律素养偏低，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私自种植、繁殖、销售新品种的现象较为常见，严重阻碍了品种权制度的实施效果。因此，加强相关主体的知识产权教育，提升全社会的新品种保护意识势在必行^[4-6]。

2 健全依法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

2.1 健全农业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

2.1.1 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法律位阶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作为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础性法规，在推动早期品种权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种业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现行法规的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相比之下，《UPOV公约》（1991年文本）在权利设置、保护范围等方面更加完善，而我国目前仍依据1978年版本，内容相对滞后，权利限制较多。因此，我国亟需制定和出台更高效力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全面提升其法律地位，并结合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构建更加科学、严密的法律框架。

2.1.2 强化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

完善农业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不仅要聚焦单部法律的内容，还应注重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与统一。以《条例》与《种子法》为例，前者在品种权保护方面提出基本要求，后者则对农民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但二者之间仍存在条文冲突。对此，应在新一轮立法修订中，对农民用种、繁殖和销售等权利进行清晰界定，消除法律冲突。此外，刑法层面也应与新品种保护对接，针对假冒授权品种等行为增设相应罪名，为打击侵权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实现法规间的有机衔接。

2.1.3 扩大新品种保护的适用范围

当前《条例》仅对保护名录内的品种赋予法律地位，显然无法适应市场和科研实际的多样化需求。《UPOV公约》（1991年文本）则已实现了从育种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全链条保护，覆盖所有属种。我国应借鉴其做法，逐步将经济价值高、科研潜力大的品种纳入保护体系，并通过制度设计为育种人提供销售权、进出口许可、贮藏权等综合性权利，扩大保护范围，从而增强我国种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2.1.4 建立专利法与专门法相结合的双重保护机制

农业植物新品种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范畴，因此应纳入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现阶段，我国可探索建立“专利法+专门法”的双轨制保护模式：一方面，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将植物新品种权纳入其适用范围，对植物产品及其繁殖方法赋予专利权保护；另一方面，保留并完善专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重点保护育种行为及相关权利。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增强对新品种成果的法律支撑，也提升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覆盖度。此外，引入“先用权”制度，将研发阶段已投入实际使用但未及时注册的成果纳入保护范围，有助于平衡先申请者与先完成者之间的权利冲突，优化品种权利益分配。

2.2 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品种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行政执法工作也需同步改进。

首先，需加强基层执法队伍的专业建设。针对执法人员农学和法学知识的双重需求，应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培训，提升执法主体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理解和案件处理能力，组建一支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专业执法队伍。其次，需加强跨区域执法协作。面对种子企业布局广泛、侵权行为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应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案件信息平台，实现执法信息共享、跨地联合办案、同步追责打击，有效打破地方执法壁垒，提升案件处理效率^[7]。

2.3 完善种权保护对新品种的支持制度

2.3.1 营造良好制度与市场环境

为切实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亟需构建完善的制度支持与交易环境：

一是健全交易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交易平台，打通科研成果转化与市场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提升育种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浪费。

二是推行代理人制度与资格认证机制。设立新品种权代理人资格认证制度，并对代理机构实施严格监管与定期考核，确保其在权利申请、授权转让、维权诉讼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避免无序竞争与权利滥用。三是强化市场监管机制。加强对农业植物新品种市场更新换代的动态监管，及时掌握品种流通与应用情况，打击假冒伪劣种子进入市场的行为，保障公平交易环境和育种者合法权益^[8-10]。

2.3.2 强化政策引导与激励支持

政策层面应加大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引导与扶持：

首先，落实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针对育种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的现实情况，制定针对性强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科研资金支持政策，激励科研单位和企业持续开展新品种研发。其次，建立育种人才扶持体系。通过设立高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机制，支持育种领域的专业人才培训与实践积累，提升行业人才储备。再次，加大财政投入，整合分散资源。对中小育种企业提供资金引导和平台支持，推动其向规模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为农业植物新品种创新营造更加优质的发展生态。

结语

在当前农业植物新品种不断涌现、侵权案件持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现有的法律保护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有效提升农业新品种权的保护效能，必须从法律制度建设、执法机制优化以及社会认知提升等多个层面同步发力。建立完善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法律体系，不仅是促进育种创新、保障科研成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种业振兴、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只有不断完善立法层级、拓展保护范围、强化行政执法，配合政策引导和社会力量，才能为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构建起全链条、系统化的法律保障体系。未来，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持续深化法律制度与执法机制的改革，真正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与权益保障，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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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晓蕾.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现状及立法完善[J].种子,2020,39(11):162-166.

[3]张丽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9-92.

[4]王立平,刘平,吕波,等.我国农林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与展望[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0,1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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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郝建,李春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完善对策[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6):66-71

[7]李岚岚,王秀东,刘春青.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历史演变与经验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19):158-164.

[8]阿布都克尤木 • 阿不都热孜克,古丽米拉 • 艾克拜尔,徐麟,等.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回顾、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22,24(9):1-11.

[9]叶盛荣,周训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3):40-43.

[10]玉立平,刘平,吕波,等.我国农林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与展望[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0,12(6):62-67.

作者简介：万前(2001-)，性别：男，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专利法、法理学、法律职业与伦理、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