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育龄女性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概念阐释

1.1育龄女性

在人口统计学里，育龄女性是指15-49岁的女性。育龄女性年龄构成的特点是低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大，育龄女性年龄构成年轻，处于生育旺盛时期的妇女比重大^[2]。

1.2生育动机

生育动机是生育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支配个体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生育动机受社会生育文化、国家生育政策、个体生育观、生育成本、女性婚嫁归宿观念等多重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由传统生育文化“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为代表的习惯性动机，“养儿防老”“母凭子贵”等组成的工具性动机，和个体、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高度相关的价值性动机，“与孩子互相成就”“自己喜欢孩子”等为主的情感性动机共同构成。

1.3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指个体对生育的态度、认知及其对生育的价值判断。其深刻影响着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

2.1习惯性动机:传宗接代的压力

受传统的生育理念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延续家庭血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观念依然在不少育龄女性心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农村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在这些地方，多子多福、人多热闹、传宗接代、女人必须成为母亲几乎成了无声的共识，育龄女性是属于家庭、家族的一份子，由此生育往往被女性视作承担家庭责任的一种行动，对家族的一份庄严承诺。纵使时代发展到如今，为了种族生命的延续，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为了满足父母的虚荣心，育龄女性会服从于传统生育观念。此外，“适龄生育”是一种融入主流生活模式的方式，那些育龄女性如果没有适龄生育，就会受到各种隐性的社会压力，如遭受亲朋好友审视，被父母催生，遭受舆论的谴责等等^[3]。

2.2工具性动机:子女经济和养老保障

当前，家庭养老依旧是老年人养老方式的主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且赡养老人是作为儿女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生育往往被看作是“养儿防老”的长远投资，孩子成为养老保障的寄托以及家庭未来经济支撑和照护的重要依靠。为了多一份养老的保障，抵抗不可预知的风险，育龄女性会将生育作为增长家庭资源和的措施。此外，随着《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实施，为了鼓励人们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地方政府围绕家庭生育出台了诸多利好政策，如发放生育津贴、增加产假时长、制定购房优惠政策、生三孩奖励5万奖励，加大托育服务供给等，这也会促使部分适龄女性选择增生育子。

2.3价值性动机：生育本身意义

价值性动机跟育龄女性生育观息息相关，其中的价值体现在个体、家庭、社会以及国家四个层面。在个体层面，部分育龄女性“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人生圆满见证生命伟大”，认为生育是女性人生体验的完整化，母亲角色能够获得成就感^[4]。这种价值性动机会驱使部分育龄女性为了自我实现，将生育作为一种丰富个体人生、为家庭做贡献的创造性劳动。此外，在这样的价值观体系下，育龄女性会认为生育能够丰富自己人生体验，增长见识，丰富人生阅历。在家庭层面，部分育龄女性认为生育是爱情的具象化表达，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巩固，构建“情感的共同体”，使家庭更加和谐。有了孩子，夫妻双方能够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努力，从而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体验家庭的功能和意义，构建幸福家庭的基石。在社会和国家层面，近些年以来国家一直在鼓励生育。在当前新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时代背景下，部分育龄女性认为，为国家和社会生育，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每一个育龄女性都应当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生育。在这样的生育观引导下，生育是作为女性实现社会成就的一种工具，是个体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性。通过生育可以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为社会发展塑造未来栋梁之才。

2.4情感性动机：个体实现和人生圆满

情感性动机是对生育而所产生的高级情感，即满足情感需求的一种方式。现阶段，育龄女性生育动力更多的是情感与爱的渴求。这种动力超越了传宗接代或者找人养老的功利性需求，把生育视为一种爱的传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每一次的陪伴，每一次付出，每一次成长，都是爱的双向奔赴。生育为育龄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责任，还能够感受他们的纯真与快乐，为自己和家庭带来无尽的欢乐和启示，帮助育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在这种价值的导向下，生育不再是单向的物质供给，而是母子与孩子双向的精神和情感投入。在这种过程中，育龄女性想要通过生育，不再焦虑未来的回报，体验深厚的情感连接，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具体表现如下：一方面指的是“自己喜欢孩子”“享受作为母亲的快乐”，这类育龄女性喜欢品尝育儿的喜怒哀乐，认为生育能够弥补个人情感空缺，对抗生活的无意义感，体验到亲情的温暖，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快乐和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指的是“有了孩子，工作能够更加动力，人生会有新的目标”，更注重个人的幸福感。在此过程中育龄女性会角色通过生育实现了自身的社会认同、道德价值、情感联系和创造性成就，而且能够形成一种亲子关系，在陪伴孩子成长成才的过程中，让自己生活有盼头、有节奏，体验到全新的人生方式^[5]。

3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现状

3.1生育观念多元化

在如今的社会，新旧生育观念相互交叠，家庭越来越小型化，育龄女性看待生育问题更加客观。其实，生不生，都是一种权衡与取舍，都标志着成熟和自我责任有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较低，其中的原因多元而复杂。有的因为自身较为悲观，家庭条件不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养育成本较高，缺乏生育选择的能力，不希望孩子出生在贫苦的家庭；有的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找到了自己幸福生活方式，扮演不好母亲的角色，不想妥协或社会压力。有的因为有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较高，也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有的认为因为生育是完整人生的必需品，能够创造出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有的想要满足创造和传承的欲望，体验为人父母的喜悦。在生男生女的问题上，如今男女分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并且养儿可能需要更大的经济成本。大多育龄女性都继承了“好”的生育观，生育性别意向淡化，倾向男女平等，她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满目追求生孩子的性别倾向，彻底摆脱了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男女公平观念深入人心。在生育数量上，现阶段育龄女性多为独生子女，过去她们所经历过的一个人的孤独，导致她们更加青睐儿女双全，且不再单纯追求数量上优势，逐渐转向追求质量至上。研究发现，育龄女性在生育观念上因为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农村育龄女性虽然生育性别意识有所淡化，但是还是体现出一定的男孩偏好，而城市育龄女性科则对生男生女没有较大的执念。再如，经济收入高的育龄女性在生育数量上以2-3个为主，而经济收入不理想的育龄女性则希望生育数量为1个。

3.2 生育目的现代化

随着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育龄女性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育龄女性经济独立能力增强，以及现代社会生育文化转变，育龄女性不再拘泥于为家庭做贡献、为个体谋后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这样被动式物质性的生育目的，而是逐渐朝着个体生活幸福这样的精神性目的发展，逐渐由家庭主义变为个人主义。在现代育龄女性看来，生育不受外界因素的各种影响，不需要善于支配、组织和调动，它既不是为了满足父母虚荣的手段，也不是对未来自身生存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更多是一种爱与责任，是一种自我驱动而产生的行为。在爱的层面而上，现代育龄女性把生育当做一种美好的过程，把生育当作个体化的生活体验，看作是爱的传递和延续，并且认为生育是以追求美好生活为追求的，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在责任的层面上，现代育龄女性把生育当做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体现在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以孩子的自身利益为重，生育自由需责任托底。

3.3 生育决策自主化

在社交媒体和经济独立的双重影响下，自我意识和自我思想的新时代育龄女性越来越多，诸如“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其影响力正逐渐淡化。新时代育龄女性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自我价值实现上，更多的追求的情绪价值，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这种变化使得她们对婚姻、幸福、责任有了更加个性化的认知，并进一步影响到生育决策上，形成了一种追求为自己而活的个性化生育观念。此外，现阶段育龄女性拥有更多生活方式和幸福体验渠道，她们可以通过购物、旅游、工作、学习等路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添人生的色彩。对女性来说，生育还是一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从怀孕时的孕吐、身体浮肿，到分娩时的剧痛，再到产后的身体恢复以及长期的育儿负担，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艰辛。于是，在她们看来，生育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为孩子负责的行动，更加注重个体感受。对于新时代育龄女性而言，生育不再是刻板义务，不再是刚性任务，也不需要听家族和亲戚的劝诫，而是个体基于自身情感和需求做出的自主选择，而且在作出生育决定之前，她们不仅会考虑到个体家庭经济水平情况，也会考虑伴侣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父亲，考虑现有托儿服务和生育政策是否完善，在选择生育以后对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自主经济能力的提升，也让育龄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结语

现阶段，我国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呈现出个性、负责且多元的整体面貌，深刻反映出新时代背景下育龄女性生育观念与个体理性、生活质量、职业发展和经济安全发生的多重碰撞，这其中既有错误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积极政策提供的正确引导。尽管各地围绕生育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工具创新，但是要想通过改善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来提高人口出生率并非易事。这不但要激发社会活力，弘扬新型婚育文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关注女性权益与发展诉求，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还需正视育龄女性主观意愿的关键作用，尊重每个育龄女性的选择，帮助育龄女性树立正确的生育观。

参考文献

[1]孙雨蝶.时代变化与生育政策变化背景下女性生育意愿偏好的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理性选择视角[J].社会与公益,2025,(02):144-146.

[2]刘圣辉,杨澄宇.中国女性生育行为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基于第四次至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5,31(01):2-11+47.

[3]格日勒.数字素养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OL].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5-04-04].

[4]汪火良,汪雄良.“三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调查研究——基于女性个人、家庭关系和社会交际视角[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3(01):114-123.

[5]宓淑贤.情感、责任与体验：当代育龄女性生育意义探析[J].宁夏社会科学,2024,(04):176-187.

作者简介：李娜（1987-），哈尔滨金融学院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心理学博士、讲师

张慧敏：哈尔滨金融学院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副教授

朱川：哈尔滨金融学院教务处，心理学博士，讲师。

课题来源：哈尔滨金融学院省属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21-KYYWF-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