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中庸》开篇首句以“天命之谓性”这一理论主张抛出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即人之所谓为人的依据就是在“天”与“性”的关系中所确立的。孔子是从天人关系中去确立人的从属的，从时间纵向来看这一方法不是孔子所创，在先秦各家思想及著作中各有不同表达，天人关系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如《尚书·商书》：“不虞天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从时间横向来看各大文明体系都是从天人关系出发来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如苏格拉底将人的目光从天上拉回到人世间即人自己身上以此来区别人和万物的存在，又如佛教以“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来定义人即一切法的存在。虽然各家、各文明间对天人关系的描述不同，但都表现为一种人的能动的精神自觉。要想理解《中庸》是如何在天人关系中确立“人”于“天”的关系，需要从“天命”、“性”为出发点。

2 中庸“天”、“命”与“性”的内涵

那什么是“性”？“命”又是什么？“天”又为何呢？在对“天”的认识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先秦儒家所言之“天”划分为五重，即“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和物质之天。”孔子之前大多讲“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而孔子着重讲“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虽然孔子也讲“天命”：“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但孔子在此处所说的“知天命”并非是天作主宰而规定世间万事万物的“天”的命令，而是孔子在经过多年游学后而认识到的在自然万物和人伦社会生活中的道理，如孔子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敢问死？”等。孔子是积极提倡实学之用的，因此孔子在此处言“天”主要是“义理之天”和“自然之天”，用以治理社会生活而非以“命运之天”、“主宰之天”而控制社会生活。孔子追求的是大家各在其位、各尽其能而非外在约束和控制。如孟子言：“尽心知性以知天”。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并且是“发乎于心，止乎于礼。”的，是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并且符合礼仪道德秩序的。是人的主体性道德的建立而非超脱于有形世界和有情世界的“命运”、“主宰”来压制的结果。

3 孔子以伦常关系确立“人”的地位

在《中庸》中，孔子主要是确立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可以从两方面来做分析，一方面人是作为沟通天地的存在，天为母，地为父亲，人为子；另一方面是人作为人伦关系中的存在，父子、君臣等，以这两种关系中的地位即身为来挺立人自己的主体的。孔子着重讲的是人伦关系中的,是以“性”来规范人伦社会生活的，如子程子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依程子言中庸之道是适用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一切生活准则都可以依据中庸之道来施行，所以才说《中庸》是实学，是要学以致用的，而非单纯的启迪智慧、追溯本源等的非实之学，是要下设到人间而非超脱于外的。所以朱子才说；“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鼓励人们去善加学习中庸之理，其一生定可以获益无穷。子思之开篇以“天命之谓性”来定义天人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中庸之道确立理论基础，继而才说“率性之谓道”。

4 孔子“人性”学说发展的由来

对孔子人性学说的讨论是多种多样的，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孔子在其前半生主要是以传道授业为主，所传之道主要是“仁”与“礼”之道，对“人性”、“天性”等方面没有进行过多的阐述，所以孔子才说“五十而知天命”，由此可见孔子应在五十岁以后才开始逐步去认识“天命”，而对“天命”有了系统确切的认识应该在“六十而耳顺”之后，这时的孔子才从社会礼仪道德秩序追溯向本源“天命”。基于此，孔子才从社会存在而上通“天命”，进而发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感叹。这是孔子游学半生而实践得出的认识，是真实体悟得来的，这也是与孔子一向的主张相契合的；另一方面，孔子致力于做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和整理者，不侧重于做著书方面的功夫，如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不仅是孔子对先贤的认可，同样是治学严谨的态度表达。因此，孔子学说大多都是以口述方式传承的，后人及其弟子在对孔子语言思想做归类总结时候不免会带入自己主观思想色彩。那么在对“天命”这一方面的思想就很难说到底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还是后人参杂的自己的思想。因此不仅是后人对孔子“天命”、“天性”的思想研究各执一词，孔子弟子门人也也纷争不断，难成一言。所以对“人性”的学说是由孔子形成系统学术是有待考证的，但是从孔子弟子对其思想的整理和孔子本人对五经的编纂来看儒家“人性”学术中孔子“人性”学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基石，对儒学“人性”的探究，孔子是不可绕开一环。

5 从实践出发，知行合一

因此，孔子谈“性”，着重是从实践角度而出发的，讲究的是一以贯之，能始终践行中庸之道的则为君子。孔子多次告诫门人弟子要多闻多做，提倡“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惟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修养功夫在于事事物物之中，不是单纯做给人看的，而是要有一种自觉和警醒，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和自身独处时也要时时铭记在心并言行举止符合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强调了做君子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自我的约束和不断地自发的自我品德锤炼和修养。在与人交往中大多人都能做到或者会有意识的去做，但要做君子必须在细微处和不易觉察出做功夫，努力达到内外一致的境界。这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和品德培养，更是社会层面的

道德建设的重点，通过自我培养和自我成就从而带动身边人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所以君子是否一方面是有君子其德性，另一方面又能时时处于“中”。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是在平时看似可以做到中，但在细微处和阴暗独处时无法保持其德行一致。所以能做到中庸之道的人少之又少，不仅能做到的人少，就是知道中庸之理的人也是少有的。所以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不能真正实行的原因并不是中庸之道本身不合时宜或者难以认识，中庸之道难以施行是因为人的认识所导致的：一方面，自认为聪明的人对中庸之道认识太过，认为中庸之道本身不行，而非人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愚笨的人，这部分人很难真正的理解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就总结为过与不及。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如苏格拉底一样“自知其无知”的人。正是因为孔子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孔子传道多以问答和启发引导的方式来进行的，在这点上也和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位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身处不同国度，也并未见过面，更未有过交流，但思想和行为却是出奇的一致，所以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不是做不到，也不是多难，而是大家看似都能做到，反而会不在意它，越是会反复，所以行中庸是大勇之事，需要时时刻刻不断精进。

6 结语

作为对后世儒家影响最大的“人性”学说之一——孔子中庸之学是以血缘为纽带，从人最基本的家庭关系为出发，着重以“孝”为道来确立自己的人性论主张的。人的主体意识是生来而存在的，首先用这一天赋去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就会发现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和天人关系，前者是自身存在的根源，后者是自身得以延续的基础。进而在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这两点作为基本出发点。《中庸》正是以家庭内部的“孝”、“悌”立足，进而在社会层面推行“忠”与“信”，也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在内曰仁，在外曰义”的根本体现。天人关系也就不是道德绑架的结果和外部鬼神等神秘以及力量的束缚，而是纯粹自然的“天”。这样一来，不仅打破了传统贵族利用天人关系进行权力集中与垄断，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确立所有人的人格挺立，从而使“天人关系”具有了普遍化的意义，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理想化的“天人关系”也就是人的自觉、主动的结果，并非是外部约束的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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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鸿飞（1994-），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哲学